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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的纸币理论
作者:吴钩 来源:时间:2018-03-05 0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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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可•波罗将纸币解释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时,他一定不知道宋朝人已经对信用货币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如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

倒是在数百年后的明朝,思考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信用货币”的性质居然难以理解,如明代著名的学者丘浚认为,“所谓钞者(纸币),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大学衍义补》卷二七)这当然不是丘浚个人学识粗陋的原因,而是因为明代信用经济极不发达,影响了当时人对于纸币的认识。

说回宋代。北宋交子时代,人们还普遍认为楮币的信用必须有准备金担保,以确保商民可以随时兑现交子,这样人们才能信任手中的楮券。熙宁年间,负责陕西财政的皮公弼说,“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五九)所谓“积钱为本”,就是准备金制度。北宋人周行己认为:国家发行交子,只需要有2/3的准备金便足够了:“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周行己《上皇帝书》)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足额准备金,无疑抓到了要害,因为纸币在流通过程中总是有一个“余额”不需要兑现成现钱,此即“往来之积”。纸币的信用越高,这个“余额”会越大,换言之,准备金就可以越少。“2/3的准备金率”未必准确,但在世界金融史上,应该是周行己第一个提出了准备金不需足额的理论。

到了北宋末及南宋会子时代,许多学者与官员已经明白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维护,而不需要用准备金担保。生活于两宋之交的李流谦提出,“欲求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此乃流通纸币之妙术”(《澹斋集》卷九)。纸币获得法偿地位,便可脱离准备金而流通。北宋末的张开总领四川财政时,便赋予纸币以国家信用:“凡民钱(纸币)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宋史•赵开列传》)

这时候宋人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也相当接近今人的认识,如辛弃疾认为,“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南宋人袁燮认为,“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袁燮《便民疏》)宋孝宗在总结会子发行的经验时也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皇朝中兴两朝圣政》)
这种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认识,引导着宋人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政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做“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做“提”)。南宋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政府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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