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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作者:樊树志 来源:时间:2018-02-01 0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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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思想一向是批评奢侈风尚的,以为社会习俗由俭入奢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从道德层面思考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层面来思考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晚明的江南,经济突飞猛进,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由农家副业一跃而为主业,李伯重把它称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他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的导论中说:“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研究了1850年以前三个世纪江南工业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
    社会日渐富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德、嘉靖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批判了正统的禁奢观念,为奢侈辩诬,以深邃的目光论证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谱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一页。故而笔者不厌其烦地援引于下,以飨读者: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奢则宜其民之穷也。而今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醖,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陆楫这篇反对政府当局“禁奢”政策的短论,精彩之极,犹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思路奇特,立论严密,发他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奢侈的看法,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超越了同时代人,面对社会的转型,向陈腐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对工商业发达和市场经济繁荣带来的奢侈现象,给予最大限度的肯定,认为它是社会富裕的产物,反过来必将促进社会进一步富裕。在此基础上对江南地区“由俭入奢”的转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必看作洪水猛兽;迂腐守旧之辈感叹“世风日下”,倡导官府“禁奢”,是不合时宜的。
    陆楫的理论不独在当时具有创新价值,即使在今日也不无启发意义。
    首先,他指出了奢侈现象出现的社会经济前提——“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也就是说,富裕带来奢侈,贫穷带来俭朴。
    其次,他指出了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消费更不是浪费的同义词,奢侈性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就叫做“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
    再次,奢侈带动消费,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工商各业的发展,带动服务行业的精益求精,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说:“奢则其民必易为生。”他的家乡上海县因此而繁荣,号称“小苏州”,原因也在于此:“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再其次,以奢侈形式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带动社会风尚变化。此种奢侈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非人们的矫揉造作,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开全国风气之先的苏州、杭州就是最好的例证:“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
    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的学者,人们所知甚少,或许是他的父亲陆深名声太大,遮蔽了他,他的小传大多依附于陆深名下,而没有单独立传。《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都在陆深传中捎带写到陆楫。嘉庆《松江府志》为陆深立传,引用《陆氏家传》关于陆深和他子孙的记载,其中涉及陆楫:“子楫,字思豫,才思警敏,能文章,尤善决策辩难,有经世志。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已拟解首,仍失之。日事著作,《蒹葭堂稿》一编,鸿识巨见,深中窾要,竟赍志以没,不获遂其学。”寥寥几十字,太过于简略。《上海县志》的陆深传附带提及陆楫,也是如此简略:“子楫,字思豫,号小山。少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属文善议论。以父荫,由廪生入太学。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说海》。年未四十卒,无子。”尽管文字简略,多少还是能够窥探一些信息,例如“尤善决策辩难,有经世志”;“鸿识巨见,深中窾要”云云。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巨变,造就了经世致用的人才,关注社会现实的眼光。当然也和陆楫所受的家教有关,吴履震写陆深教子,有言:“陆俨山出入馆阁,前后几四十年,每见国朝前辈抄录得一二事,便命其子熟读而藏之。盖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言经济?此先儒所以贵练达朝章……今世学者尽有务为博洽,不究心当代事故,一问及朝廷典章,及一代经制沿革,恍如隔世。纵才华迈众,恐其见诸施为,自至窒碍,宜识者目为俗子,无足怪矣!”可见陆楫的庭训有别于他人,“有志用世”,“兼通古今”,“务为博洽”,又“究心当代事故”,对于当世的见解自然不同凡响。对苏松一带的奢侈风尚的看法,也就迥然有别于凡夫俗子。吴履震写道:“尚衣缝工云:上近体俱松江布,本朝家法如此。太庙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其品节又如此。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绒为裤者,暴殄何如?奢侈之俗,纨绔之习,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矝诩。”对此,吴履震只能哀叹:“江北齐晋,便有古朴之风矣。嗟嗟,中流之砥,安睹朝歌胜母之乡哉!”面对奢侈风俗,吴履震只有哀叹的份,而陆楫却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思想家与平庸之辈的差异彰显无遗。
    台湾学者巫仁恕说:“陆楫在晚明并非著名的士大夫,所以其说直到1950年代,才被史学家傅衣凌与杨联陞发掘出来,指出其重要性。虽然到清代仍可见陆楫说之后继者,如清初人魏世效(1653—?)、乾嘉时人法式善(1753—1813)与顾公燮、嘉道时人钱泳(1759—1844)等都有类似的看法,他们都尝试将奢侈朝向‘去道德化’与‘去政治化’,但是因为主张此说大部分是‘小儒’,在知识界中并非主流,在思想界与知识界所造成的影响恐怕有限。再从对实际社会面的影响来观察,明代只有少数地方志显示部分地方官对奢侈风气的思想与陆氏同调(如崇祯《漳州府志》),清代的地方志虽出现以平实的语言记载奢侈风气,并将其视为客观现象而未置褒贬之词,然而也未见明显赞同陆氏之奢靡论者。”
    毫无疑问,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陆楫的奢侈理论的影响确实有限,并非思想界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他的奢侈理论的出现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经济的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应该跟上这种变化。赞同者少,并不影响新理论的价值,思想史上的先行者往往如此。
    只要不囿于传统偏见,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衡量,都会赞同这种远见卓识。乾隆间苏州人顾公燮就与陆楫遥相呼应,提出类似的观点:“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苏州是明清时代的时尚中心,奢侈风尚的发源地,通过往返苏州的商人,向各地散播苏州的奢侈风尚。顾公燮有这样的见解——“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是毫不奇怪的。
    江南经济的高度成长,为奢侈风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奢侈风尚的弥漫,刺激了江南经济的更加繁荣。这一趋势,已被历史所证实。
    放宽历史的视野,欧洲也是如此。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于奢侈的论述,与两三百年前的陆楫、顾公燮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都肯定了奢侈的经济意义。桑巴特理论的精髓,他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他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分析了欧洲17、18世纪的奢侈现象,独抒己见:“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创导者。”这一理论,被《奢侈与资本主义》的英译本导言作者菲利普·西格曼称为“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心理学的奢侈动力理论”。西格曼在评价桑巴特关于奢侈消费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时指出:“到了17世纪,在欧洲广泛出现的已经增长的财富,带动了非常强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认为这一变化震动了从手工业立场看待商业到关注工业资本主义的所有商人。农业也对奢侈需求产生了回应……到18世纪时,所有真正的奢侈品企业都转变为通常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欧洲的海外贸易起源于奢侈品消费,而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正是欧洲所追求的奢侈品。欧洲的奢侈品消费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达,生丝、绸缎、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推动了江南市镇及其四乡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的持续繁荣兴旺,使得江南市镇日趋富庶,奢侈风气蔓延。
    当然,江南市镇的奢侈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却名副其实地使传统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彭慕兰(Kenner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何其独到的见解!不过我想补充一句,这种市场经济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
    欧洲17、18世纪的奢侈,与此前中国江南的奢侈,内容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致的。奢侈是消费观念的更新,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衍生的新的消费方式,人们在消费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增长。16世纪的陆楫已然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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